郑吉友 | 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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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吉友 | 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机制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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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 16:18 2603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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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机制探究郑吉友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乎农村老年人的美好生活质量与健康老龄化成效，能够为农村老年健康服务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村空巢老人 ...

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机制探究

郑吉友

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乎农村老年人的美好生活质量与健康老龄化成效，能够为农村老年健康服务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质量明显提升，积极老龄观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人工智能推动了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信息系统的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社区应以老年健康需求为导向，完善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主体培育机制，大力构建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多元联动供给机制，建立农村空巢老人数字健康管理与监测机制，形成健康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协同联动机制，积极完善普惠式农村老年健康服务福利共享机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健康质量。

关键词：积极老龄观；农村空巢老人；老年健康服务；供需匹配机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机制研究”（22BGL254）。

作者简介：郑吉友（1981—），女，辽宁鞍山人，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扎实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不断加大老年健康服务保障力度，为新时代加快老龄健康事业发展指明方向，老年人的健康获得感不断增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人口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1]。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对于增进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福祉、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推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将建立和完善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形成老年人、家庭、社会、政府共同参与、各尽其责的健康服务格局[2]。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特点。农村老年健康服务是以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照料服务为宗旨、以贯彻健康管理理念为目标，从传统诊疗模式向以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为重点的健康照护和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转型的服务，满足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需求是健康老龄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的内在动力

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结构失衡，其供需匹配的内在动力在于化解农村空巢家庭养老风险的现实需要，而社区慢性病管理对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挑战。近年来，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质量明显提升，积极老龄观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人工智能推动了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信息系统的健全和发展，同时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化解农村空巢家庭养老风险的现实需要

我国传统养老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养老，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具有权威地位。传统孝道文化形成了尊老敬长、长幼有序的社会伦理道德，构成了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的伦理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受人口流动、代际分居和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我国家庭平均规模进一步缩小，农村空巢家庭和单身老年家庭增多，家庭养老资源日益紧缩。孝道文化衰微是市场社会的原子化效应向农村扩张渗透的结果，传统孝道的照护困境与家庭养老风险增加了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的不确定性。家庭核心化将老年人“排斥”出主干和联合家庭，形成客观的空巢。代际权力的下移和子代的中心化取向，导致家庭资源和权力主要集中在子代，向下集中到孙代。传统家庭赡养功能难以持续，由子女照料老年人的可行性下降，而上行的社会流动和地域流动普遍化，代际分居降低了子女履行赡养责任的可达性。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负担沉重，日常照料的社会化程度较低，照料责任仍主要由女性家庭成员承担。尽管现代社会性别观念日趋平等，但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规制影响，女性依旧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部分中年女性或因承担繁重的家务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因沉重的家庭赡养负担而较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照料强度因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患病类型而异，如果老年人失能程度越高，照料负担就越沉重，且失能老人逐渐呈现高龄化态势。中年女性照料者的社会劳动参与度降低，持续的照料活动抑制了其处于劳动年龄且具有劳动意愿的就业机会；即便其处于就业状态，家庭照料也会带来隐性的“工资惩罚”，使其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3]长期高强度的照料会对中老年女性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经济负担和家庭照料压力日渐沉重，残障持续期延长，生命历程中累积劣势造成照料资源匮乏，家庭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制约。

（二）慢性病患者管理对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加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威胁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农村老年人中多数患有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病率逐年攀升，进一步加重了慢性病对医疗服务体系的负担。近年来，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照护需求较高，照料服务压力较大。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为满足老年慢性病患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应加强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慢性病预防、健康风险评估和早期筛查以及对高危人群的追踪干预。目前，我国社区健康教育作为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①[ 1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是指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于一体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系。]的重要内容，仍处于发展阶段。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仍以传统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等服务为主，对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地位认识不足，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对慢性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评估。而慢性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是慢性病行为干预的有效模式之一，其经历了从相对单一向综合应用发展的过程，注重多种预防性干预策略的系统强化，促进了理念与技术的跨学科融合。为此，加强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的系统性和个性化干预，可以提升其对慢性病及各类并发症的认知度，进而使其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提供预防性、综合性且持续性的全周期健康服务，对于促进农村老年慢性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质量逐步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水平也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延长。对此，应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实现人口健康老龄化。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转变，提出“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4]。人均预期寿命既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群体长寿的主要指标。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状态持续改善，老年健康服务质量不断提高，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改善，老年人生活自理比重上升，农村低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5]。随着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年龄的不断增长，优质健康服务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健康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消费结构由单一型食物消费向多元化发展、由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向动植物性食物并重的食物消费模式转变，其食物消费需求从追求温饱向追求营养健康科学转变。在医疗保健方面，我国政府对公共健康服务的投入大幅增加，坚持以预防为主，重视营养保健，将营养在疾病治疗中的角色从“辅助治疗”转变为“营养治疗”，降低了老年人因病致贫的风险。全民医保的基本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农村空巢老人获得更加公平和高质量的健康服务，提高健康水平。

（四）积极老龄观的形成推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6]积极老龄观既关注老年人与老年阶段的特定问题，也关注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从关注老年人或老年阶段转向全人群、全过程与全生命周期，进而实现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全龄、全时与全域的高度统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积极老龄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老龄社会、改造老龄社会的行动意识与实践能力。积极老龄观以新时代人民对老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心，从着重化解健康风险转向治未病、预防保健，凸显预防的新社会理念与行动策略。随着我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逐步实现，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孝道文化观和健康生活观加快形成。积极老龄观为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带来了重要理念转向，构建了老年社会保障体系、老年养老服务体系和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政府更注重以积极、主动、前瞻的理念把握人口老龄化的机遇期。积极老龄观致力于化挑战为机遇，重新审视了老龄社会的劳动力供给风险和老龄健康风险等，将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视为不断增强的“增长驱动力”，深度发掘了健康老龄社会的潜藏价值。

（五）人工智能推动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信息系统的健全和发展

随着智慧信息时代数字健康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将对老年健康评估与风险监测带来技术性、伦理性挑战。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主要有虚拟助理、医学影像、药物挖掘、生物技术、健康评估与风险监测等。在医疗健康服务过程中，大型互联网医疗平台进一步提升了数字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了医疗保险、医疗健康服务等相关领域的创新。农村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数字适老化及信息无障碍服务持续推进。农村互联网和数字通信技术不断改善，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增长、促转型、保民生的重要支柱。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依托互联网平台、手机应用程序（APP）等，建设预防、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相衔接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健康医疗资源下沉，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和健康管理能力[7]。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深化，使其互联网普及率不断上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3月，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66.5%；农村网民规模达3.26亿，占全体网民的29.8%；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4.14亿，促进非网民上网的首要因素是方便获取医疗健康信息，占比达到29.9%。[8]可见，农村地区互联网医疗应用具有很大潜力。数字健康服务资源加速扩容下沉，地市级、县级远程医疗健康服务已实现全覆盖。数字时代，新兴网络媒体等多元化信息交流方式不断涌现，数字健康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农村空巢老人电子健康素养的提升；不断满足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让智能养老生活有温度、无障碍，帮助特殊老年群体共享信息化发展的成果。例如，政府利用物联网技术搭建区域医疗信息平台，通过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可以促进老年人与社区、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化互动。人工智能将为农村空巢老人提供助餐、助浴、助医、助急等健康服务，推动农村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信息系统的健全和发展。

三、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的困境

（一）经济供给不足影响农村空巢老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新型城镇化、家庭核心化和家庭空巢化相伴，农村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已成为我国农村老年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农村空巢老人以传统农业耕作为主，劳动收入较低，经济来源渠道相对单一，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不高，基本养老保险金对农村空巢老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有限。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具有不确定性，随着家庭养老资源的萎缩，大部分农村老年人需要依靠子女获得经济赡养。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在向上的代际支持中，生活照料主要针对高龄、失能老人，其身体功能逐渐退化需要依靠子女的照料以维持生计。子代的代际支持主要表现为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子女在经济上满足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亲代的代际支持主要表现为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在身体健康状况尚可的情况下，老年人主动参与家庭劳动，分担家务甚至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以缓解子女的经济压力[9]。农村空巢老人向上的代际支持主要体现于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向下的代际支持主要体现于经济支持和隔代抚养。从收入转移角度而言，代际关系的平衡性取决于子代对亲代的经济净支持。在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中，子女经济供养能力较好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较高[10]，经济保障是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然而，经济供给不足是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面临的首要问题，制约着农村空巢老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应提高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供给能力，协助其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拓宽经济来源渠道，以提升经济保障水平。

（二）农村社区以子女为主的纵向关照体系受到冲击

我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相对稳定，父母和子女组成相对稳定的三角结构，子女在家庭成员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仅能够支持养老资源供给，而且能够保持家庭结构与功能协调平衡。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序格局基于亲缘关系、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五个重要因素而形成[11]。受我国传统儒家孝文化和家族制度的影响，子女是家庭养老的重要结构要素，是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者，其代际关系是分而不离、分别而居。传统家庭结构呈现拓展家庭的形态，家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孝敬建立在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的基础上，代际互惠是健康的代际关系模式。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礼治等观念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与非空巢家庭相比，子女缺位可能导致农村老年空巢家庭功能失调，进而影响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在外部支持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生活照料的代际支持弱化，重心下移。家庭子女的赡养负担不断加重，子女赡养老年人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物力成本和人力成本，子女承受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压力。农村空巢老人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当身体健康且能够自我照料时，为子女承担家务料理和照顾孙辈被其视为伦理责任[12]。农村空巢老人扮演着隔代照料者的角色，承担着照料孙辈的看护责任，隔代抚养加重了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负担。不同代际之间的文化隔阂可能会导致传递中的能量损耗，空巢家庭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下降。我国传统以子女为主的纵向关照体系正在受到冲击，农村空巢老人多为自我照料和配偶照料，缺乏正式照顾体系的充分支持，基于家庭和社区的老年照护服务支持体系尚未建立。

（三）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可及性有限

农村空巢老人是相对贫困的重点特殊人群。同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能够从家庭得到的代际支持较少，需要依靠相应的养老服务来维持正常生活，呈现较强的服务依赖性。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代逐渐步入老年期，农村空巢老人尤其是高龄、失能、低收入老年人将面临诸多健康风险。空巢老人家庭照料功能弱化，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更加沉重的照料负担，健康照料服务问题突出。由于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差距较大。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医疗保障服务不健全，农村社区医疗卫生保健资源较为缺乏，农村医疗卫生人员学历不高，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供给水平有限。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西部地区距离最近医疗点在1公里以内的比例均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距离最近医疗点在1公里以内的比例仅为47.0%，在5公里以上的比例仍有9.0%，这制约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就医可及性[13]。农村社区高龄、失能空巢老人的就医可及性较差，部分乡镇和县级医疗机构、农村卫生室的地理位置较偏，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地理可及性较差。农村老年人就医意识薄弱，在发生意外伤害时积极就医率较低。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的供给能力有限，致使农村空巢老人易陷入健康贫困。农村空巢老人的长寿风险、因病返贫风险、照料监护风险等健康风险增加，构建多层次农村社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将其转变为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模式，不断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利用率和整合度，有效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赡养需求，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风险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农村空巢老人精神慰藉缺乏形成典型的空巢综合征

传统农村社会，农村老年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由于其拥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威。随着农村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其相应地经历了空巢、丧偶、独居等家庭生命周期的特殊阶段。现代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提前和延长了老年人的空巢期。角色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个体老化会伴随社会交往和角色互动的减少，老年人更希望将家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传递给子代。老年人家庭角色的转变与社会家庭结构的功能变化相关[14]。在家庭代际关系中，传统尊老、敬老、孝老的道德伦理弱化，空巢老人在家庭中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下降，农村空巢家庭代际间的财富流向从以往由父代流向子代转变为由子代流向父代。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参与和角色互动减少，获取崭新社会角色的可能性减小，维持老年人社会声望的社会关系弱化，并逐渐走向社会角色中断期。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老年群体的社会角色由多重角色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与非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较差。农村空巢老人由于生理功能衰退、经济收入不稳定、家庭支持相对缺位，精神赡养和精神自养严重不足，易出现孤独、焦虑、失落、抑郁、自卑等心理健康问题，形成典型的空巢综合征。农村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多维脆弱性，其健康问题尤其是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家庭养老的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功能逐渐减弱，现代家庭结构难以维持农村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家庭照料者的物质与情感支持系统功能受损，子女、配偶等非正式支持难以满足农村空巢老人对精神赡养的需求，家庭的中青年父母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重幼轻老”严重影响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幸福感。农村社区精神健康养老服务供给缺乏，社区健康教育和情感支持的有效性不足，制约了农村空巢老人身心健康水平的提升。

（五）农村空巢老人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偏低

健康素养由Simonds于1974年提出[15]，指“个体具有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健康信息或服务的能力，并能够运用信息和服务来促进个体健康”[16]。2003年，美国医学图书馆学会将信息素养与健康素养相融合，提出了健康信息素养（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HIL）的相应建议与措施。健康信息素养是指认识到对健康信息的需求、识别可能的信息来源并使用信息来源检索相关信息、评估信息的质量及其对特定情况的适用性，分析、理解和使用健康信息并作出合理性健康决策的能力[17]。健康信息素养从早期面向医生和病人转而面向社会公众。近年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及其在老年健康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了老年健康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促使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数字健康素养水平以适应社会发展，而且促进了老年健康水平的提升。健康意识作为对健康的认知与态度，是衡量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程度是健康信息素养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的健康意识较强，社会网络规模较大、满意度较高者也可能具有较强的健康意识。数字健康素养（Digital Health Literacy，DHL）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和精神焦虑程度等相关联[18]。由于数字健康素养包括数字技术、健康管理、医学信息等，老年人是健康信息素养最有限的群体。老年数字健康素养评价需要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健康需求等。城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存在差异，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村健康服务设施供给不足，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意识淡薄以及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和具备率偏低。在我国农村社区，三级卫生服务网以县级医疗机构为核心、以乡镇卫生院为主体、以村卫生室为依托，面向农村社区老年人开展相关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能够提升农村空巢老人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四、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面临困境的原因

“乡—城”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动，农村空巢、丧偶、失能老年人数量增多，其健康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农村空巢老人经济收入不足，生活负担较重，保健意识薄弱，社会支持较少，心理韧性较弱，生活质量偏低。破解人口流动和代际分居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健康服务供给困境，加强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权益保障、积极应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健康保障问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一）农村空巢老人劳动和经济负担较重

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老年人赖以生存的家庭人口结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由1982年的4.4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大户家庭占比日渐减小，2～3人户比例逐渐上升，家庭规模呈现缩小态势。[19]农村空巢老人在经济负担、收入保障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远超过城市空巢老人。农村空巢老人以土地和农业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他们的重要经济支撑。虽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高于农业劳动收入，但对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支持有限。多数外出务工的子女也将家庭承包的土地交由父母耕种，特别是农村男性空巢老人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加重了其劳动和经济负担。同时，农村空巢老人的经济支配能力较低，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以化解健康风险，影响其基本生活质量和健康投入，积极老龄化水平较低。

（二）生命历程劣势的累积使农村空巢老年家庭易陷入多维健康贫困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部分农村空巢老人生理机能下降，各种退行性疾病和失能风险接踵而至，视听、认知、记忆、平衡及反应能力衰减，面临生理疾病、精神抑郁焦虑等身心健康问题。农村空巢老人患病率显著高于城市空巢老人，慢性病对农村空巢老人身心健康影响较大，易罹患突发疾病或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慢性共病，导致失能失智。农村空巢老人在经济赡养、照料服务、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生命历程劣势的累积使农村空巢老年家庭极易陷入健康贫困状态，尤其是农村女性空巢老年人早年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机会较少，其因家庭照料负担较早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乃至老年期的经济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健康贫困风险发生率大幅上升，更易使其陷入多维健康贫困。可行能力不足是造成农村女性空巢老年人健康贫困的本质原因。

（三）“数字鸿沟”加剧了老年健康服务供给的不平衡性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概念由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1999年提出，是指在信息时代拥有信息技术和未拥有者之间存在的信息差距[20]。信息不对称的各类人群可以根据不同的特质进行划分，而弱势群体因数字技能不足无法嵌入互联网，健康状况不佳。不同年龄阶段个体之间的信息化差异造成了老年“数字鸿沟”现象。数字时代，城乡“数字鸿沟”逐渐被拉大。受教育程度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高收入老年人群体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容易弥合“数字鸿沟”。农村社区文化信息产业关联度较强的就业机会稀缺，农村社区老年健康服务的智能终端技术较为滞后，智能健康技术应用的差异使农村老年人难以跨越“数字鸿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其拥有更多机会共享信息化发展的成果，而农村空巢老人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对互联网的利用率相对较低。农村社区老年“数字鸿沟”现象较为突出，农村空巢老人对网络信息接受程度较低、适应性较弱，这加剧了老年健康服务供给的不平衡性。

（四）农村空巢老人缺乏社会网络支持

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生活状况及幸福指数是衡量其健康相关质量的重要因素。依据埃里克森的自我发展理论，人的老年会经历身体老化、角色转变、自我超越的发展困境，进而逐渐丧失成就感、价值感和幸福感。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心理健康、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等明显低于非空巢老人。随着我国农村家庭核心化，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生活质量发生了较大变化，使得老年人的社会网络逐渐萎缩，孤独感、疏离感和隔绝感易引发农村空巢老人心理健康障碍。农村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障碍还可能通过影响其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而引发疾病风险，降低其生活质量。此外，婚姻关系也会显著影响农村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个体心理健康风险更高，未婚和高社会隔离群体更可能罹患心理疾病。农村空巢老人因无子女或子女长期不在身边，亲缘支持网络和地缘支持网络薄弱，易引发社会资本缺失、社会支持不足和社会融合度降低。与非空巢老人和与配偶同住的空巢老人相比，农村独居空巢老人易受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困扰。尤其是农村女性独居空巢的认知功能下降更为明显，这会影响其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干预个人的社会网络来增强其在个体和家庭生活中的作用。社会情感选择理论认为，随着个体进入老年期，老年人更愿意经营好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组成的网络，不断收缩其他社会网络关系，以扩大积极情感，减少消极的社会互动[21]。

（五）农村空巢老人数字健康素养有待提升

2006年，Norman提出的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 eHL）侧重于在线收集健康信息的能力[22]。数字健康素养（DHL）侧重于健康信息的交流互动、分享、评价获得的健康信息，注重隐私保护。增强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意愿与进行其健康管理的主体意识，使其共享数字健康技术发展的成果。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数字健康素养（DHL）是数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能够在增强健康信息及资源可及性的同时，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适应性和社会参与度，提升其自我保健能力，促进健康老龄化发展。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老年群体之间存在“数字鸿沟”问题，农村空巢老人对数字健康服务的接受程度以及对电子健康信息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其高效利用健康资源的关键因素，由此产生了城乡老年群体间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差异性。数字技能更新迟缓、社会支持缺失、认知能力下降等可能导致农村空巢老人在数字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老年群体无法有效地利用电子健康资源。虽然移动网络上存在的健康资源信息量较大，但这些信息的质量良莠不齐，具有虚拟、隐蔽和随意等特点，农村老年人只有具备较强的辨识能力，才能够高效地利用电子健康资源[23]。

与此同时，现代通信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代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数字反哺有助于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对促进农村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五、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的主要机制

全面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农村社区以老年健康需求为导向，有效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健康服务水平，维持老年健康服务的供需动态平衡，健全和完善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需匹配机制。

（一）完善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主体培育机制

健康老龄化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的综合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完善以家庭为基础，农村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发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家庭等主体优势，以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以新时代孝道伦理为引领，倡导养敬并重的孝道伦理。从积极老龄化的角度看，农村空巢老人积极参与健康服务供给，能够从社会关系网络更为亲近的朋辈中获取照料资源，从而不断提升其自我供养与互养的能力。健全农村空巢老人的横向关照体系，即社区、家庭和邻里综合关照体系，平衡代际生活独立与日常生活照料的关系，引导子女与空巢老人建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搭建农村社区支持网络，强化代际精神支持纽带，关注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关爱失能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有助于为失独、孤寡的农村空巢老人提供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完善家庭照护假制度，推动发展失能照料者的“喘息服务”，为空巢家庭照料者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其照料能力，减轻其照料负担。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供给要基于空巢老人家庭功能恢复和重建，形成以社区全科社工和专业老年社工为主的项目化服务机制。健全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的社会支持网络，将社会工作融入农村空巢老人健康服务。社会工作者强调“自助”和“增能”的专业理念，成为老年健康服务的支持者、倡导者和鼓励者，并致力于农村空巢老人健康功能的修复和提升。同时，发挥老年医务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照顾、社区康复、情绪认知、结构家庭治疗、哀伤辅导、精神健康和临终关怀等方面的作用。为农村高龄空巢老人家庭照料者提供健康照料、心理咨询、情绪管理等服务，运用社区行动与同伴小组等方法优化老年人社区生命教育、安宁疗护服务，挖掘自身优势与资源，加强代际间的互动联系与加大情感支持，促进形成农村空巢家庭功能修复与健康风险评估防范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